我有一位非常愛國的母親

——寫在母親顧先瑜女士誕辰一百周年

( 1915.3.5 至 2015.3.5 )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就到了我親愛的母親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因為母親總是喜歡低調，我想我還是在母親的誕辰日寫一篇短文來紀念母親，讓她感到我們和她在一起的那份愛吧。

沈家燊先生母親 顧先瑜女士

其實我從小是和奶媽長大的，我八歲那年，奶媽離開了我家，我就從二年級開始就在學校食堂吃飯了，我們小學的食堂是飯票制，早晨一兩，中午四兩，晚上四兩，一天大概八到九兩吧！我們上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正遇到我們國家三年困難時期，記得那個時候吃飯前先要喝幾碗湯才吃飯，每逢周日母親在家做點吃的，算是改善一下生活吧。那時候母親也去了天津南開區二馬路小學教書，我記得母親在家時也總是在批改學生的作業，她從天津新新工程補習學校當校長，後來到天津市婦聯工作，最後竟然下放到南開區二馬路小學當小學教員，對她來說，變化不小, 一切從頭來過, 但她從不抱怨，幹每件工作都是那麼認真，特別是對黨和國家始終是那麼忠誠。我們常開玩笑講深圳的最後一本紅旗雜誌是母親買的。由於歷史原因我父親自我出生後就很少和母親在一起，我母親帶著我們五個孩子也真的不容易，那時候有些時候家用不夠還要出去借。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母親去親戚家借錢不果，回來很傷心，但她還是那麼堅強的照顧著孩子們成長。一九六四年, 我是從家裏偷了戶口本去報名上山下鄉的。母親知道後也沒有埋怨我，只是讓我去問在北京工業大學當副校長的四叔支持不支持。但我的決心已定也就義無返顧的到了河北省文安縣新橋農場。記得由於當時在農場條件艱苦，母親常常托人稍些炸醬給我，我用玉米麵窩頭沾上炸醬也覺得非常美味。記得我上山下鄉的第一次回城正逢中午吃飯，母親買了一斤半準備一家人吃的燒麥，讓我一個人十幾分鐘吃完了。母親看著我狼吞虎嚥的樣子，眼裏充滿了淚花，她知道她的兒子真的餓了饞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母親由於在學校受到了刺激，精神失常了，到北京去治病，多得親戚的照料，說也奇怪，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她的精神也恢復正常了。

沈家燊先生母親與家人合影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不得不再提起的是母親的長子，也是我的大哥慘死在日軍車輪下的事。那是哥哥上小學期間，年僅八歲的大哥沈家政陪我時任北平地下黨的四叔沈爾林先生到中山公園去執行抗日任務時，給叔叔做掩護，假裝一起去公園玩耍，由於叔叔警惕日本特務的跟蹤，也沒顧上照料大哥，在過馬路時讓橫衝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了。爺爺的長孫，父親的長子突然身亡，讓爺爺父親母親悲痛萬分。當時爺爺和父親在京找了幫派頭目準備動手報復，叔叔卻收到北平地下黨領導的緊急指示，為了避免暴露北平地下黨組織活動，請勿輕舉妄動，萬分悲憤的爺爺和父母只好秘密的用兩箱黃金換了些軍需藥品送給八路軍打日本，以示復仇的決心。

由於大哥去世時我母親懷著我的二姐, 所以生下來身體較弱, 也是這個原因, 身為天津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四叔托北京市領導將二姐調到北京工作, 以示關懷, 也算是組織上對我家人的補償吧。但是母親卻對大哥的死一直耿耿於懷, 並將大哥的骨灰一直帶在身邊, 據說後來直到文化大革命，母親才將大哥的骨灰撒到北京一間公園的湖中; 經歷了多次運動, 母親退休後的晚年依然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大事, 記得我剛到香港的時候, 母親仍然認為香港不好, 太複雜, 很擔心我。 那時候我做進出口糧油大宗商品貿易, 所以每逢進出口公司的人和我母親一起吃飯, 我都囑咐他們和我母親講她兒子是愛國的, 以便讓我愛國的母親寬慰些。我也常常給母親一些零用錢, 她捨不得亂花, 卻不時捐給希望工程, 為了紀念母親的愛國精神, 母親去世時, 我們子女也將母親生前留下的八萬元存款捐給了天津總工會困難職工幫扶中心, 母親於2005年3月10日在天津與世長辭, 但母親對國家、對家人、對朋友的那份赤誠之心卻永遠激勵著我們, 她老人家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沈家燊先生與其母親及中國法學會會長王仲方合照

身為香港知名僑領僑商的我, 回憶起這些往事, 彷彿母親的聲音就在我身邊, 希望我的下一代也要牢記奶奶的愛國情懷, 做一個愛國愛港愛鄉的人, 今天我們紀念母親顧先瑜女士誕辰一百周年, 就是要更好的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做一個正能量的愛國者, 做偉大中國夢的實踐者, 做一個生活有意義, 生命有價值的人。